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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的战略价值愈发彰显。建设教育强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教材有规模、成体系地“走出去”。我国教材“走出去”工作由来已久，近年来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汉语类教材“走出去”全面开花；数学类教材因教育成果国际瞩目而被主动引进；科学类教材也开启了“走出去”的良好局面。面对新时代要求，应在总结自身经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并深化教材更有规模、成体系地“走出去”。具体策略有：加强特色教学模式的提炼和全球推介；扎实推进教材的本地化改编；政府力量全面规划并全方位推动；高校依托学术专业性和影响力积极助力；积极建设教材全球营销渠道；开发建设数字化教材服务平台。

　　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教材有规模、成体系地“走出去”，已然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教材“走出去”不仅是我国教材建设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提升的重要标志。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和澄清我国教材“走出去”的时代意义、基本经验和深化策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教材建设的重点主要是解决教材“有没有”和“优不优”的问题，很少涉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事项。即使涉及，也仅是一种单向的教材引进。从近代译介科学书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传入；从大学初创时大量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和翻译苏联教材；从改革开放时期拨专款购买外版教材，到在一些高校图书馆设立外国教材中心［1］，这些都是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努力，是学先进、赶先进的可贵之举，但还不是双向交流，更谈不上合作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彼时我国教材“走出去”的需求和条件尚未成熟，具体体现在我国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意识和基础薄弱，课程教材专业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明显不足，教材质量普遍不高。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尤其是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程的加快，教材建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需要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教材“走出去”有了能力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教材作为国家事权获得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实现跨越式发展，部分教材开始进入国际合作发展的新通道。教材是知识传授、价值引导、文化交流的内容载体［2］，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各种利教助学的基本材料，包括课程标准、教科书、教辅用书、习题册以及其他辅助教与学的知识资料［3］，其质量和水平普遍提高。大量优质教材的涌现，既为高质量课程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教材“走出去”开辟了广阔前景。另一方面，教材“走出去”有了战略支撑。教材“走出去”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耕耘。自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教材“走出去”就一直是党和政府深化教育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以教材“走出去”为重要标志，我国教材建设开始进入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新时期。

　　教材“走出去”弥补了我国教材建设长期单向引进的不足，开辟了教材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新路径，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要求“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4］这为我国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激发创新活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政策动能和鞭策力量。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5］在2024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上，习亲自部署教育强国的五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强调“要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线］。教材是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载体。一方面，教育强国需要优质精品教材的支撑。“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7］另一方面，教育强国需要教材更主动、更自信地“走出去”。要让世界更加亲近和信任中国教材，更多看见和了解中国教育，助力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线］。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渐从“以我观我”“以人观我”转向“以我观人”“以我滋世”，展现出更多大国自信与大国担当。习主席2013年开创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2023年，习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体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10］。而教材“走出去”因其兼具推动文化传播与深化文明互鉴的功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途径之一。

　　教材不但蕴含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彰显着我国当前的科研水平、教育理念、课改成果。教材“走出去”能够“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文化”［11］，有助于增进国际理解与文化融通，提升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星空中的显示度。与此同时，中国的教材体系归根结底是全球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应被全球共享的人类智慧结晶。教材“走出去”不但实现了学科知识与教育经验的世界分享，也提供了国家知识管理与文化治理的成功案例，更展现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流的应有姿态，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12］。

　　事实上，我国教材“走出去”并不是全新的现象。由邓懿等人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教科书》（1958年）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在当时不仅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广泛使用，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供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学习参考［13］。彼时，教材“走出去”主要服务于外交需求。改革开放以后，教材“走出去”开始注重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但尚未规模化和体系化。进入21世纪，教材“走出去”渐成规模，不仅走向更多国家，而且有更多科目或领域的教材成功走了出去。

　　随着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汉语类教材最先走出国门。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语教育逐渐系统化。进入21世纪后，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了解中国，汉语学习需求呈爆发式增长，进一步推动汉语学习教材“走出去”。根据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的统计，截至2017年，其全球汉语教材库收集、整理的教材数量已达17800多册/种（40国出版，56种媒介语），类型覆盖课堂教学教材、自学教材、工具书、读物、实用手册、考试辅导材料、教师专业用书等，学段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14］汉语综合系列教材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全球发行总量达150多万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国外1000多所大学中使用［15］；少儿汉语系列教材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汉语乐园》“先后推出45个语种版本，得到了世界汉语教学界的认可与好评，成为世界儿童汉语教材品牌”，截至2018年12月已行销65个国家，发行总量达129.5万册［16］。此外，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开发的《快乐汉语》系列教材已被编译为45个语种远销海外，在多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中广泛使用，截至2019年初已累计销售约170万册［17］。

　　不少汉语学习教材已走进一些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项目（泰国版）》，2010年被正式列入泰国教育部推荐教材目录，到2024年累计销量超过600万册［18］；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菲律宾华语课本》成功进入菲律宾国民教育体系，使用人数过万［19］；浙江教育出版集团出版的《你好，喀麦隆！》基础汉语教材于2016年进入了喀麦隆国民教育体系［20］；2022年，《快乐汉语（亚美尼亚语版）》被亚美尼亚教育科学部批准为指定中文教材，正式走进其135所公立中学［21］。

　　中国学生在国际测试中的优异表现成功带动了中小学数学教材“走出去”。上海中学生于2009年、2012年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均获得阅读、数学、科学科目以及总分的第一，尤其是数学学科的两次平均分均远超第二名的新加坡，引起全球轰动，吸引了英国等国家来上海“取经”。英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不仅在上海多所中小学校随堂听课，还与教师们座谈，对中国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材做了详尽调查和研究，认为高质量的教材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22］。由此，中小学数学教材走出了国门。

　　2015年，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将数学教辅书《一课一练》引入英国，覆盖小学6年和中学5年的11个年级，共计11册。到2017年时已有400多所学校在使用小学部分的6册。［23］英国版《一课一练》不仅在英国本土使用，还销往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分社介绍，在其市场份额中“国际市场占30%左右”［24］。2018年，两家出版社再度合作，数学教辅书《三招过关》翻译改编后在英国出版。该教辅书面向1—6年级，分学校版和家庭版，共计24册。除此之外，上海学生使用的数学教科书也走进了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3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授权其翻译出版上海1—6年级数学教科书，命名为《真正上海数学》(Real Shanghai Mathematics)，同时出版其配套练习册和教师用书，共计36个品种。英国部分小学自同年9月开始陆续使用这套教材［25］，英国教育界给予其高度评价，称之为“世界领先的数学教程”［26］。2013年，浙江教育出版集团与非洲的马里撒哈拉出版社签订协议，合作出版《小学数学》法文版，并于2018年在马里和喀麦隆全国的小学投入使用［27］。

　　我国教材在内容、体系以及需求适配性上的竞争力逐渐显现，科学类教材也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2011年，浙江教育出版集团受邀为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编写并出版初中科学教材，到2016年7月，60所华文独立中学的累计5万多名学生用上了该套教材［28］。后续，马方又委托浙江教育出版集团编写出版高中物理、化学、生物的教科书，以形成连贯的中学理科教材体系。截至2018年，这3门课程的高一年级教科书都已出版，并于当年1月在华文独立中学投入使用。［29］2023年，浙江教育出版集团分别与马来西亚彩虹教育出版集团、阿拉伯科学出版社、罗马尼亚创意者出版社签订了《科学实验室》《人工智能》《义务教育拓展性学习课程 小学数学》等教材的版权输出协议，推动了更多教材“走出去”。［30］

　　政府力量推动是教材“走出去”最权威、最有力的保障。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作为一个由英国政府资助，致力于推广英国文化和英语语言学习的国际组织，在英国文化和教材输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办事处，通过整合英国各类优质教育资源，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教育推广网络。［36］例如，其教育资讯中心收集并展示了英国丰富多样的教材资源，为全球教育从业者和学习者提供了全面了解英国教材的窗口。同时，该协会还积极组织各类教育展览、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将英国教材作为重要推介内容，获得了大量国际教育人士的关注，有效提升了英国教材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高校学术团队的参与对于提升教材的质量，扩大其在全球教育市场的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全球领先的教育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McGraw Hill Education)与众多世界顶尖高校联合开发教材和学习资源，如邀请大学教授担任教材顾问，或直接参与教材的编写、审阅过程，确保教材内容符合学术标准并贴近学科前沿，以提升教材的专业性和权威性［37］。得益于美国高校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高校团队参与开发编写的教材自带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教材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教材的全球输出。

　　教材走向国际市场需要依赖完善的营销渠道。建设全球营销网络，可以整合当地资源建立销售渠道，从而更便捷、高效地推广教材。例如，美国多家出版企业都通过与国际知名分销商、零售商合作，建设了庞大而成熟的全球营销网络，还积极拓展直接销售渠道，与海外学校、教育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供定制化的教材采购解决方案。以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为例，它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地区销售办公室，负责与当地教育市场对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并通过参加各类国际教育展会、举办教材推广会等方式加强与潜在客户的沟通与合作。其教材产品已使用80多种语言出版，覆盖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教育出版市场的份额一直名列前茅。［38］又如，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在北美洲、欧洲、澳洲等开设了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并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新兴市场，同时开发了“一本”线上平台，构建了覆盖全球并融通线上线下的营销网络，将教材和文化书籍销往全球。［39］此外，借助国际书展、国际教育展会等平台寻求与海外机构的合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其教材的全球销售。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们对于教育资源的可访问性、可及时获得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于教材输出必不可少。几家全球领先的跨国教育出版集团都高度重视教材的数字化转型。例如，英国的培生教育集团（Pearson Education）在英语语言学习等领域占据全球市场的重要份额，其出版的教材也是许多国家学校和教育机构的首选教材之一，如《新概念英语》系列教材在很多国家畅销多年［40］。随着科技发展，培生集团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打造了Pearson eText等一系列在线］这些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教材资源，支持多种设备访问，具备多元化、互动性的学习功能，满足了现代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教学管理工具。这些平台在全球已拥有数百万用户［42］，其这海量的用户群既是数字教材“走出去”的成果，也为纸质教材的“走出去”创造机会、扩大市场。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推动教材更有规模、成体系地“走出去”，加强自身教材建设是根本要义。2018年9月，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材要“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43］。因此，教材建设应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发展成就以及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适价值，打造为国际市场所接受认可的原创性教材，形成教材领域的国际品牌［44］。本研究通过总结自身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凝练深化策略，以进一步推动教材“走出去”。

　　与一般出版物“走出去”不同，教材作为专业的学习材料，有其更富内涵的出海路径，即随着教育教学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与教学模式一并输出。不论是教材还是其他出版物，最重要的是真正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社会所认知，如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所言，“只有走进去，才能走出去”［45］。事实上，我国数学类教材“走出去”就得益于上海中学生在几次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英国教育部投资4100万英镑支持为期四年的掌握教学模式（Teaching for Mastery Programme）推广计划，让8000所中小学参与学习上海数学教育经验［46］，随之先后引进了《一课一练》、上海1—6年级数学教科书和《三招过关》。

　　推动教材进一步“走出去”可借鉴新加坡经验，加强优势学科典型教学模式的科学提炼并进行国际宣传推介，进而带动教材作为支撑教学的权威资料“打包”走出去。在PISA测试中，除了数学成绩亮眼，中国学生的阅读和科学成绩也屡次登顶，其背后的教学模式也定然有突出的优势。例如，可以从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教学的特色经验中提炼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概念或模式，进而积极、自信地宣传推介，并突出教材在这些教学模式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带来的教学效果，让我国中小学教材逐渐被国际社会所了解、认可，形成教材领域的国际品牌。在宣传方面，应拓宽教材宣传渠道。除了利用大使馆网站、领事馆社交媒体账号等官方外交渠道进行宣传，还可参加国际教育展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OECD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活动并提交报告或提案，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凸显中国教材的优势和作用。

　　首先，要依据当地的课程标准进行专业改编。无论在哪个国家，教材都是知识的载体，教材呈现哪些知识内容，其根本依据是课程标准。教材想要走进其他国家，根据当地的课程标准进行专业改编是关键任务。例如，《一课一练》为适应英国数学课程标准增添了约30%的内容，也删去了一些不涉及的内容［48］；浙教版科学教材根据马来西亚的课程标准丰富了知识内容［49］。《快乐汉语》输出至亚美尼亚时，结合其中学中文课程教学大纲以及《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在保留寓教于乐的核心理念以及尊重原教材结构和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形成了专业化、本土化的全新教材［50］。教材出版单位应联合国内外相关高校或科研院所加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教材“走出去”重点国家的课程标准研究，形成共享资源库，为后续更多科目教材走向不同国家打好专业基础。

　　其次，要在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特色和学习需求基础上合理改编。例如，浙教版科学教材输出至马来西亚之前，编写团队深入当地学校，了解师资、授课方式、实验环境等情况，编写时既保留了原版实践性、探究性的学习特色，还加入了更贴近当地学生生活的案例［51］，并且对实验的每个过程步骤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实验器材也尽量选用基本款，以便于统一标准［52］。《三招过关》在英国改编出版时也关注了英国学生的生活经验、中英文化差异等因素，基于他们的生活情境和知识结构，进行了题目的筛选和补充［53］。应做好这些经验的总结、提炼、共享工作，帮助更多出版单位做好教材的落地改编工作，推动更多教材更顺利地“走出去”。

　　改编工作可引入多方专业团队协作完成。例如，亚美尼亚语版《快乐汉语》由中方的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指导、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亚方的校长教师团队合作，共同进行创新性改编和本土化翻译［54］。又如，《一课一练》英国版的翻译和改编工作是由出版社组织十几位英国大学老师与中国专家一起完成［55］。教材的翻译、改编工作不仅需要学科专业知识，还需要跨越文化差异；不仅要熟谙原版教材的内容、理念和特色，还要熟悉当地教育教学特色和需求。应积极组建涵盖中国和目的国，包含编辑出版、专家学者、校长教师等多方专业人士的团队，通力协作，保障改编工作科学、专业、高效地完成。

　　在教材“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多家具有政府性质的单位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支持世界各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并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还直接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在当地提供正规的汉语教学渠道和规范、权威的汉语教材，推动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专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与促进中外语言交流合作提供服务，支持国际中文教师、教材、学科等建设和学术研究。

　　为了让更多教材更有规模、成体系地“走出去”，政府力量应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和推动。如将教材“走出去”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顶层设计紧密结合，制定中长期规划，明确教材“走出去”的目标、路径和重点领域；推动政府层面的合作，与重点国家签订教育合作协议，鼓励使用中国教材或将其纳入当地教学参考，促进教材等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强与UNESCO、OECD等国际机构合作，在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的课程、教学和教材；推动国际合作项目，资助国内教材出版发行单位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联合研究或试点项目，将我国教材推广到海外的中小学课堂，进行试用、评估与修订；推动教师交流项目落地，让国外教师有机会亲身体验中国的课程教学和教材使用，同时派遣优秀教师到国外进行基于中国教材的示范教学。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的教材建设和“走出去”工作也应借助高校学术团队的专业性和影响力，加强学术引领。在教材建设方面，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应基于专业资源，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中小学教材的开发，基于对国际教育标准和其他国家中小学课程教学的深入研究，优化教材内容设计，提升教材的专业性和国际认可度。在国际合作与推广方面，高校可与海外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推广中国教材，借助学术交流、教育论坛等途径，提升中国教材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交流方面，高校可以通过国际学生、国际教师交换项目促进跨文化交流，推广教材并收集使用反馈用于优化，不断提升教材的跨文化适用性和国际吸引力。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高校可利用自身技术和平台优势，助力中小学教材的数字化转型，丰富教材的表现形式，提升教材的互动性和跨文化适应性，促进其国际传播和全球应用。此外，在咨政建言方面，高校的教育学者和专家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关于教材“走出去”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协助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规划，推动教材“走出去”进程。

　　通过构建完整的教材国际化出版经营产业链，加强国际传播平台、体系和能力建设，拓宽教材“走出去”的途径与方式。一是“造船出海”，大力扶持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材出版集团，增强其海外市场拓展能力。鼓励头部教材出版单位在重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销售办公室，建设海外发行销售网络，直接负责教材推广、市场开拓和客户服务。华语教学出版社早在2009年就在英国注册成立了伦敦分社，在当地招聘专业编辑和发行人才，并加强与当地教育机构如英国考试局等的合作，使出版的教材更加符合英国市场的需要。当前，可根据全球教育市场需求、文化接受度、政策环境等因素，选择重点地区，如优先考虑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文教育需求旺盛的地区以及教育体系开放的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打通教材进入当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借船出海”，除了利用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还可鼓励教材出版单位积极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与海外出版机构、教育机构、书店和文化组织建立深度合作，借助其渠道推广教材，通过版权合作、联合出版等方式，与合作伙伴实现利益共享，激励其积极参与教材推广。

　　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开发建设国家级数字化教材服务平台，创建包括电子教材、互动课程等多种形式的数字资源。可面向全球，尤其是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其他潜力市场国家的学生、教师、学校等提供中国教材的内容展示、在线学习、资源下载等服务。平台应具备版权管理、版权交易、法律咨询与合规服务等功能，向国内外教育机构、出版单位和教师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还应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实时自动生成详细的教材“走出去”情况报告和趋势分析，以用作相关主体的决策参考。此外，平台应开放反馈渠道，收集用户对于教材质量、使用体验等方面的意见，促进教材的持续改进，形成教材“走出去”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