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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上，因缺乏原始积累和资源，昔日日本军国主义极度依赖对外战争和殖民掠夺来补充资本，采取“以小博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新型军国主义”同样将备战作为核心议程，重点打造进攻性力量。但受限于“和平宪法”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其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不再直接宣扬侵略，而是通过“切香肠”的方式，以“发展反击能力”掩饰进攻意图，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用兵，以强化“经济安全”“危机管理”之名行战争动员之实，试图在“合规”的假象下实现军事松绑。

　　经济上，昔日日本军国主义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压榨民众以支撑重工业和军工生产，财阀既是扩张的基础，也是动力，形成恶性循环。“新型军国主义”同样建立了重整军备与财阀利益的共生关系。日本政府通过超发国债和增税获取财政收入，将之以巨额军费采购形式输送给财阀，完成了财富从普通国民向军工利益集团的转移。这种巨额军工投资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政府若不能维持、扩大军备采购，财阀利润便难以为继，势必采取一切方式倒逼国家政策进一步军事化。

　　文化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承袭了战前“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武士道”等文化糟粕，奉行实力主义与军事扩张的狭隘逻辑，视邻国发展为战略威胁，与军国主义鼓吹的“主权线”“利益线”扩张理论如出一辙。“新型军国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增加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包装，以蒙蔽国际社会；在手段上，注重利用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推荐和舆论操控，构建“信息茧房”，潜移默化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久前，知名游戏动漫IP宝可梦计划在靖国神社举办相关活动，引发轩然。这再次表明，“新型军国主义”思想所宣扬的扭曲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正通过文体娱乐等隐蔽渠道向年轻一代深度渗透。

　　——利益集团借推动军事扩张渔利。随着日本防卫政策的激进转向，日本防卫费从2012财年到2026财年实现了连续14年上涨，特别是2022年以来3年内翻番，日本军工企业因此获得大量订单。“国家级操盘”让这些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制造了资本市场上的“军工泡沫”。数据显示，自2022年11月以来，三菱重工股价涨幅超过650%，IHI株式会社股价涨幅超过480%，川崎重工涨幅超过28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日本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还不到1%。

　　在政治法理层面，试图彻底扫除战争障碍。高市早苗依托自民党和极右翼政党组成“战后最保守执政联盟”，不断巩固右翼执政基本盘。在近期的施政演说中，高市早苗渲染“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复杂化且常态化”，再度大肆抹黑中国，渲染日本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通过塑造此类“危机”叙事，高市政权持续为推动修宪进程进行铺垫，意图架空战后和平体制，根本改变“专守防卫”基本政策，促动日本激进转向成为“能战”国家。

　　在军事战略层面，致力于构建独立攻势体系。高市早苗在演说中宣称，有必要提前在今年内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高市早苗政权推动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且提前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巨额资金被重点投入到远程防区外打击、无人作战体系、海空天平台等多个进攻性战力领域，打造多维攻击能力、提升军事扩张速度和规模的野心暴露无遗。高市政权还推动修订《自卫队法》，意图将现行军衔及部分兵种称谓恢复为帝国主义时期的旧军队用语。在武器出口问题上，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2月25日通过建议草案，不仅提出废除此前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用途的“5类标准”，更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机、护卫舰等致命性武器，甚至为向“被判定目前正在发生战斗的国家”出口留下余地。

　　在经济动员层面，加速构建“新型军工复合体”。高市早苗在演说中高谈“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确立强大的外交与安全保障”。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备战被提升至国家绝对优先地位，大力扶持军工利益集团，日本“新型军工复合体”雏形正在显现。据报道，高市早苗政权拟通过大规模发债及征收“防卫特别所得税”来填补军费缺口，并计划于今年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些动作将促使日本防卫开支与特定产业及财团利益形成更深度的绑定，构建起一个自我强化、循环加速的政策与利益闭环。

　　上述做法是高市早苗长期以来军国主义情结的必然外化。早在1994年，在她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次年，高市早苗就曾公开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市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2007年，为迎合右翼势力，她成为当时安倍内阁中唯一在“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甚至多次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公然将侵略诡辩为“自卫战争”。2021年9月，高市早苗抛出“台湾有事也对日本是威胁”的谬论。2025年11月，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妄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且拒不撤回相关言论。近期，高市早苗又公开叫嚣正努力为参拜靖国神社创造条件。从早期的言论试探到如今的系统操盘，高市早苗一直在为“新型军国主义”招魂引路，是将日本重新推向穷兵黩武路线的危险“加速器”。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威胁战后国际秩序。高市早苗在上的错误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涉，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的公然蔑视，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严重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近年来日本却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并拉拢地区内外势力形成军事“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给国际秩序稳定制造严重风险。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威胁核不扩散体系。近段时间，日本政府高官不断抛出拥核言论，公然挑衅核不扩散体系。日本右翼的拥核图谋一旦得逞，无疑将打开潘多拉魔盒，对地区与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对此充满忧虑，强调必须坚持“无核三原则”：前首相石破茂表示拥有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前首相野田佳彦要求尽快撤换发表“日本拥核论”的官员，广岛县议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一份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右翼势力推动下，主张进行地缘对抗的思维逐渐在日本战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日本在处理邻国关系时呈现出“四面出击”态势。处理对华关系时，日本右翼处心积虑在台海、东海、南海等诸多问题上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日本在与韩国、俄罗斯、朝鲜等其他地区国家相处时也龃龉不断、矛盾频现，严重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日本国内被煽动起来的民粹情绪反过来刺激右翼政权进一步对外示强，使其在处理与邻国争端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损害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与专家对高市早苗政权的财政扩张、消费税减税及加剧通胀风险的经济政策表达担忧，指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极不负责，若再大幅增加防卫费，日本将面临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高市早苗政权罔顾国内物价飞涨等民生痛点，牺牲普通国民的福祉来供养军事机器，不仅引发了日本民众“要生活、不要导弹”的愤怒抗议，更因恶化周边外交环境而重创了许多日本民众赖以生存的旅游与零售业。日本《赤旗报》社论指出，2026年是反对大规模强军扩武的关键之年，政府的扩武计划不仅威胁和平，也损害日本国民的生活。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严正审判，不仅是对其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建设和平世界的重要努力。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对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严重现实威胁。日本政治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危险的战略动向，不可不察，不得不防。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联手筑起坚不可摧的正义防线，决不能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股危险势力祸害人间，决不能让和平的阳光再次被战争阴霾遮蔽。